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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7日，蒋介石读了以前的日记，感叹10多年的基本组织和核心干部依然空虚。 他在日记中自记:二十二年三四月间，日记还侧重于整理基本组织，以基本干部为当务之急，以基本部队、基本地区、基本组织和核心干部为革命基础，至今十二年以上依然是我，空虚，安德烈衰弱 这时的蒋介石，就像陈克文说的，“党政府军最高权力军在他手里”，和1933年两次下野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叹？ 蒋介石在这期间做了什么努力？ 值得详细调查。 蒋介石的三个核心组织蒋介石此时拥有的是体积大但文案是空虚的党国机器 抗战前夕，国府预算约12亿元，相当于当时美国的中级企业和二流大学的规模。 在军事上，抗战时尚存在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龙云和卢汉、西北马家等地方势力，蒋介石的状况非常困难 根据孙文的训政理论，被赋予重任的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组织逐渐松懈，革命精神散漫，无法承担“引擎”的作用。 蒋介石的处理之路，除了继续在体制内进行改革外，还设立过一些核心组织，培养基层干部，试图推进各项改革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时，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无干部、无组织、无信息”，“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这是因为没有人”。 当时蒋除了加强情报组织外，还成立了三民主义执行社，强调对领导的绝对服从，藐视“刺激国民党本来的组织，积极整顿，互相竞争”。 但这些黄埔学生幼稚跋扈，成事不足，败事雄辩 因此蒋介石考虑用三青团代替力社，发挥核心团体的作用，刺激和推进旧的国民党 三青团成立后，其成员与国民党重叠，因此工作重复，长期成为竞争的局面，越来越激烈 另外，到1945年团员超过百万人，官僚化现象非常严重，实际上无法发挥刺激和推进党机器的核心组织的作用，根据宪政的需要，蒋乃决定合并党团。 在力力力社和三青团之外，蒋介石实际上有着推进党国机器的核心组织。 那就是侍从室 侍从室的组织始于1933年南昌行营的侍从高级参谋室，原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和记录、第四组总务，另有侍从参谋几人。 1935年南昌行营结束，蒋介石改组侍从室，分为第一、第二两处，第一处设有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有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 1940年在侍从室增加了第三处，管理人事业务 侍从室的信息功能侍从室最初是负责蒋个人书制作和公文传承的幕僚组织，侍从室的人员是蒋的亲信，因此得到信任，通信、文件出入数增加，无法通过非幕僚的签名提供建议，审查决定，侍从室发挥的作用是 根据笔者的研究，侍从室的功能除了为蒋介石提交和审查书面报告和党政军队各部门的文件外，第一，以极其合理的人力，解决各方面送来的大量信息数据，作为有价值的信息，有利于蒋介石和附属机构的参考运用 战前和抗战初期蒋介石对川局的应对，依靠中央的调停和妥协，侍从室提供的信息及其幕僚根据各方面的信息进行的解体和提案，也有助于蒋介石全面掌握川局，采取适当的对策。 毫无疑问。 但是，在信息解决过程中，相关的环节非常多，无论信息的获取、解体和运用，任何一个环节都有一点错误，即有可能放弃前一份工作。 比如西安事变和珍珠港事件前的信息系统发生故障，不能事先发生警告作用，是具体的实例。 在各情报机构的管理和评价中，侍六组在成立初期，由于唐纵个体地位低下，面对强大的各情报机构，没能进行实质有效的管理和评价 但是，戴笠栓大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进行比较有效的控制后，唐纵也建立了各种资料，收集了统计，用“科学化”的方法评价和管理了各情报机关。 但是侍从室审查的盲点是不重视各情报机构的反情报能力，泄露情况严重，没有改善 侍一处的参事室，第一任务是派遣视察员到各战区视察中统、军统员和国军部队的第一将军的活动，掌握中国共产党驻渝事务所的活动情况，随时汇总情报，直接向侍一处的主任输送蒋介石。 如果遇到重大贪污事件，或者代理人的行为受到地方投诉，蒋介石就签署了很多参事室。 因为这个房间当时被视为“代理人的代理人”或“监察人的监察” 侍二处第四组(主管财经事务)也成立了经济情报组，通过经济情报作为不信任侍从室的军政领导进行监视 侍从室的决策辅助功能二，协助蒋介石的决策，执行一点敏感的任务 因为行政院、国民党中常、国防最高委员会等国民政府的决定机关很多，所以各自参与了部分的决定制定，侍从室多在其中发挥最终的“关口”的作用。 例如在战前的“五宪草”审查过程中，侍从室贯彻了蒋介石的意图，将内阁制的宪法草案转换成了权力集中于总统的宪法草案。 另外，在年度政府预算案的审查过程中，协助蒋执行最终关闭的工作 在政策研究方面，侍从室最重要的成果是国民党六全大会政纲的研究 侍从总结了党内各派不同角度的政策意见，整合为许多人接受的政纲，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转变为计划自由经济，同时尝试建立社会安全体系，深入未来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福利建设 在外交方面，侍从室第五组和防卫设计委员会是战前蒋介石最重要的咨询机构 1938年蒋介石在陈布雷的建议下设立了参事室，1941年蒋又陈布雷和王宠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立了国际问题讨论会，专门研究战后的国际问题。 这两个机构登场后，侍从室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幅缩小，比不上党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但积极介入中日秘密外交、韩国独立运动等活动，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协助蒋介石的“元首外交”。 在军事上，侍从室除了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外，还在国军重要人事方案的审定过程中，负责审查和签名观察，供蒋参使用 张治中侍一处主任的任命内，团长以上(特种兵营长以上)的任命必须由蒋介石的批准正式任命，消耗蒋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何应钦商量，军事委员会铠叙厅报告的人事方案将少将以上的任免提交蒋父母批 编成和装备的分配对侍从室也有一定的影响，1940年桂南会战结束后，侍从室积极提议废除桂林、天水二行营就是一例 抗战后期，一点地方部队甚至收购从动室人员获得武器弹药，这个室的重要性从这里就很明显了 侍从室得到蒋介石的信赖，策划了1938年空军出征计划(所谓的“人道飞行”行动)、日本军队在花园口的决堤提案、1943年的突击延安行动等秘密军事活动。 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的效果不一样，功罪暂时无法定论，但侍从室无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1944年开始，侍从室负责中美共同参谋业务，改善史蒂夫在华期间中美两国参谋的关系，有助于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 侍从室的信息表现联络功能第三，加强党政府军机构和外界的联系，有助于党国机器的顺利运转 战时中国政治上最大的矛盾是只实现党政府军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集权”，但中央政治机构依然反复混乱，没能实现“行政集权” 战前中央的行政权，由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分割，军事行政属于军事委员会，其余属于行政院和中央党部，这三个机关都是蒋介石一人主办的，所以机关个别，但统帅权依然集中。 无法“行政集权”的最大问题是，蒋看不到事情的话(就像西安事变一样)，政局很快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 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在军委下增设干部会，其职掌不仅与行政院各部重复，而且与中央党部各部门混合 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后，中国、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依然是党政府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这三个机关的联系混乱，因此政出的许多内部弊病依然没有消除，三者之间的信息表达和协调首先依赖侍从室 1944年底，蒋介石指示侍从室定期用电报与党政军各界人士联系:侍一处必须每周用电报与各战地司令官联系，各集团军总司令官、军长等每月用电报联系一次，包括兵员、经费、训练及有无困难等 侍二处对各省府、省党部的首长也必须每半个月用电报联系一次 另外蒋介石自治军继承了以兼职的方式贯通权力，管理政务、党务。 侍从成立后，希望在各主管兼任党政特职，经过人事关系弥补政制上的缺陷 侍从室的人员因为业务多与机密有关，所以被要求尽量切断社会关系，但在实务上与学术界和情报界的联系是例外的 侍从室和学术界的联系包括首先让学者为蒋介石书面报告，参与法案、政策的研究和执行政策性研究。 侍从室成立了文艺研究会，赞助了数十种报纸和刊物，出版了《文艺丛书》。 协助著名学者马浮创办再现性书院，协助哲学界恢复中国哲学会，不仅扩大知识分子的参与，还加强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性。 侍从室和情报界的联系除了指导官方媒体以外，第一是扶植“大公报” 扶植在野大报的政策，战后一直延续到台湾，在野的民进党政权后也在模仿 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横向机构重复，权利责任不专业的纵向层次过于复杂，效率低下 据估计，战前，中央将统计表一个一个送到各县，中间经过50多个手续，1年半可以收回一点，行政院遇到两个部会以上的事情，3个月就可以处理。 侍从室成立后，蒋的命令经过手谕的方法，经过横穿通常行政系统的公文层的过程，得以迅速下达 比如1937年7月7日晚上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第二天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不知道这件事。 推广部长邵力子接到通知，不知道如何发表这个消息，蒋介石已经接到事件的详细报告，前线俞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俞察绥靖主任、第二十九军长宋哲元固守平城，另外军事委员会主任徐永昌办公厅 但是，就像何廉先生说的，“这次重新说明，真正的实权取决于一个身体的是委员长和他的侍从室，不是行政院的办公室，理论上不是政府的第一执行机构。 1948年，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视觉中国资料侍从室的负面作用侍从室，但在运营过程中，发挥了一点负面作用 第一，破坏正常体制的运作 在党中，中政会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但战前失去了其功能，蒋介石对一点党国家的元老更深恶痛绝，曾经设立了“枢密院”专门收容他们，“避开元老和老手，承担行政的直接责任。 在王子壮1935年观察中，往往没有任何重要性:“蒋之主席实际上不能分身主持党务，常务委员会有很多老先生，除了会议，还不如党部，实际上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关于中政会，由于蒋介石和多个封疆大吏的委员没有出席，一些学者也认为“成为了追认申报机关”，进而认为“清议和谩骂的机关”。 到1938年临时全代会确立总裁制后，党内民主气氛越来越低落，所有总裁蒋介石都是可靠的，各重要事务大多先得到总裁的批准后再提出，蒋通常不出席会议，各委员只按事件通过，意见 蒋介石不仅喜欢经由非正式体制的决策模式，而且在政策实施时也以发布命令的方式进行级指挥，经常引起争论 王子壮在日记中抱怨蒋“事无大小，鞠躬自尽，手谕接二连三，年数千条”，这样“作为非政好人，不能提纲，即使在制度上促使全国共同提高……这种做法极其经济， 熊式辉当面注意蒋介石。 “总裁用兵和用人单位行政在每次直接使用指挥方法时，宁可在组织的运用、纵向方面破坏法则。 “1945年2月，行政院长宋子文也直接诉诸各部会首席，不得以公事率提交蒋。 但是侍二处主任陈布莱尔听到这件事后的反应，认为蒋不能改变其习性。 “这当然与委员会理事的习性不同。 其次，蒋介石不重视正式制度，只让少数人参加的决策模式对部下普遍存在疏远感有负面影响 党政府干部的消极被动不会给机构带来马上的伤害，但上级将军的疏远感，经常引起作战被动 徐永昌认为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结果是，国军将军完全依赖蒋的命令，下命令就击退，没有命令就后退，没有命令就一味袖手旁观，友军失败也救不了，失去了很多有利的机会。 侍从室在推进党国机器时，产生了上述负面效果，蒋介石对此非常期待，多次希望侍从室能扩大功能，但被陈布莱尔婉拒了 蒋介石考虑在1945年作为“核心组织”另外设立幕僚长会议，代替侍从室的现有功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讨论将来的事务方法，其中包括第一、二所主任、党政府军幕僚长和各部会主管的联系方法，侍从室两主任每两周分别召集党政府军幕僚长和相关部会长官或重要人员聚餐 幕僚长会议的功能依然由侍从室承担，侍从室扮演的“核心组织”的角色表示还没有被取代 台湾时代的“侍从室”于1949年由大陆易旗、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于5月下旬到达台湾高雄，并于7月1日在台北草山设立了总裁事务所。 其内部组织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了协助蒋决者，容易被称为初名顾问委员会，二是设计委员会。 二是解决业务者，最初分为七组，负责党政治、军事、情报、安保、研究、人事和总务，然后增加经济、秘书两个组，人事组变更为资料(信息)组。 8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室 以上设计委员会及各业务组的负责人可以参加设计委员会下设置的党务、政治、财经、军事、外交及文化推广组，共同讨论各种问题 其中特别是党务改造方案的讨论最多，广泛涉及思想路线、政治改革纲要、革命理论纲要、党的实质改造等议题，为总裁的办公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总裁办公室的组织、制度、文化，往往沿袭军事委员会的侍从室，比如使用者合理化(各组平均不到10人)，都住在一个地方，联系紧密，灵活运用。 蒋手订购事务员的服务手，要求成员严格遵守秘密，执行新的生活规则，每天写日记等。 在人员方面，侍从室的校友也很多 难怪有些侍从室把新成立的总裁室称为“其实是新的侍从室”。 但是总裁的办公室和侍从室有两个明显的区别。 一是蒋介石指示:“办公室员工必须与台湾各界人士接触，每人至少要认识10人。” 两个是社长的办公室是临时组织。 蒋介石在第二年( 1950 )年复职后，所有军政幕僚的员工都有专门机构承办，总裁的办公室不需要继续存在，3月底结束，所有业务和人员，分别调到了附属机构。 以上两点的区别表明蒋介石对幕僚机构的运用与以前不同，总裁事务所酝酿的党务改造方案也将台湾历史的迅速发展导向了新的局面。 (本文由《中国现代史的侍从室》一文改写，原载于《抗日战争研究》年第三期，澎湃信息获准转载，原文注释省略。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近着《无声要角:侍从室与战时中国》一书预定由北京汉唐阳光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